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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河南宏科重工机械 发布时间:2019-08-08 13:54:54         浏览次数:11886      

“王”字头的实力群体除了开国之初还能蹦跶一下之外,基本上在历朝历代的权力游戏中被排除在外;勋贵也因为起家与军事,历代也开始了限制与压制;外戚的产生和存在也不过是得益于皇权的扶植和依赖。但是在中国历史上,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出身或许不高贵,但是却可以登堂入室,封侯拜相。这群人就是士人,脱胎于平民阶层却在历史的推动之下成为有着和皇权分庭抗礼的地位的一个特殊群体。

权力游戏:士人群体的觉醒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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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人的产生我们之前也提过,在春秋战国时期,学术下移,各类学派层出不穷,相互辩难争论,或是富国,或是强兵,或是救世,或者纯粹的为了解释世界。这些人受到各国政府的热情接待和尊重,从齐国的稷下学宫到秦国的求贤令,士人或者说是人才成为乱世中的宝贵资源之一。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之下,士人阶层得到了极大的扩大。但是彼时的士人,虽有统一的名称,但是却搁置理念相互对抗,彼此争斗。以个人的身份充当谋臣军师,为列国的兼并战争出谋划策。

秦国一统,活跃的士人阶层受到短暂压制。但是很快,秦朝二世而亡,刘邦从群雄逐鹿的乱世中脱颖而出,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封建王朝——汉。也正是汉朝,奠定了中国数千年来的基本历史走向,也正是在这个朝代士人阶层被彻底固化和定义。

西汉开国之初,刘邦除了依赖于樊哙、韩信等一众武将之外,萧何、张良都可以被视为士人的代表,他们以智慧计谋辅佐刘邦完成一统天下的大业,又有陈平等人拾遗补阙不断巩固新生的西汉政权。但是他们的出现并没有被视为一个独立的群体参与汉朝的建立,只是文武分工不同而已。

到了汉文帝时期,士人阶层开始有了真正的活跃。这里以贾谊为例,简单来看看士人阶层开始在影响政府决策。汉高祖七年(前200年),贾谊出生于洛阳,少有才名,拜在张苍的门下,这位张苍那是战国末期儒家大士荀况的弟子,从这个角度来说贾谊应该叫李斯和韩非医生师叔。后来年岁渐长的贾谊学问日益深厚,被当时的河南郡守吴公将其召致门下,对他非常器重,在贾谊辅佐下,吴公治理河南郡,成绩卓著,社会安定,时评天下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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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帝刘恒登基,听闻河南郡治理有方,擢升河南郡守为廷尉,吴公趁机举荐贾谊。汉文帝便任命年仅二十一岁的贾担任博士之职,在所聘博士中年纪最轻。出任博士期间,每逢皇帝出题让讨论时,贾谊每每有精辟见解,应答如流,获得同侪的一致赞许,汉文帝非常欣赏,破格提拔,一年之内便升任为太中大夫。但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贾谊的才华引起了勋贵集团的敌视,在周勃等人的排挤之下,在文帝四年(公元前176年)被外放为长沙王太傅,虽然名义上没有变化,但是当时的长沙王封地地处南方远离南方,与贬斥并无区别。谪居三年,汉文帝终于再次想起来贾谊,便将他征召入京,彻夜长谈。之后将贾谊任命为离中央较近的梁国任梁王太傅,梁王刘辑是汉文帝的小儿子,十分受宠,这也是预示着贾谊新的仕途将渐渐平坦。可惜的是,年幼的梁王坠马而亡,这让贾谊陷入深深的自责之中,年仅三十三岁便抑郁而亡。

但是贾谊虽死,他的历次建言几乎都被汉文帝所认同,采纳。政治上,贾谊主张“割地定制”,就是弱化诸侯王的实力,订立礼制,防止诸侯王作乱;经济上坚持重农抑商,以农为本。《论积贮疏》中贾谊提出贾谊认为,富商大贾与诸侯王相勾结,有恃无恐,僭越礼制,又要农民供给他们以奢侈的生活资料,因而导致了广大农民贫困。因此,贾谊主张重视农民,提倡俭约,反对奢侈之风。贾谊承认货币流通的客观性质,不认为单凭君王权力就可以解决货币问题。因而贾谊建议禁止私人铸钱、由中央垄断造币的原料,统一铸钱,即不让铜流布于民间,也不准老百姓私自采炼铜矿;在对待外敌上,贾谊认为应该儒法结合、瓦解匈奴。即用和平的手段,不断瓦解匈奴内部,使其民众背弃单于,从而为汉朝反攻赢得时间。

贾谊的观点再后来的实践中几乎全部被证明是可行的,只是碍于勋贵集团等势力集团的掣肘,并未在贾谊身前得以全部付诸现实。但是从贾谊的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此时的士人阶层开始凭借自身才华得到最高统治者的器重与赏识,但是并没有真正接触到权力圈子。

贾谊之后,晁错上位,他的仕途比贾谊顺利的多。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晁错年少时师从法家代表人物张恢学习法家思想。汉文帝时期,担任太常掌故。朝廷征召研究《尚书》之人,晁错受太常派遣,奉命去济南跟随伏生学习《尚书》,接受儒家思想。学成归来后,被任命为太子舍人、门大夫,后升为博士。晁错任博士时,上《言太子宜知术数疏》,陈说太子应通晓治国的方法,得到文帝赞赏,拜为太子家令。由于晁错能言善辩,善于分析问题,深得太子刘启的喜爱和信任,被太子家誉为“智囊”。

得到了储君的信任,晁错自然有了一定的发言权。《言兵事疏》,提出“以蛮夷攻蛮夷”的观点,接着又向文帝上了《守边劝农疏》,提出用经济措施鼓励移民,用移民实边的办法抵御外患,被文帝所采纳。 之后又上《募民实塞疏》,对如何安置移民生活提出了具体的措施。这三篇关于抵御匈奴,巩固边境的文章除了第一篇为未被采纳之外,剩下的被悉数执行。奠定了晁错的影响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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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帝死后,刘启继位,是为汉景帝。作为“智囊”的晁错自然也水涨船高,先是提拔晁错为内史。晁错多次单独晋见景帝,议论国家大事,景帝对他言听计从,宠信程度超过了九卿高官,许多法令是经他的手修改订立的。这样的待遇自然招到当时的丞相申屠嘉的记恨,奈何晁错有汉景帝的护佑,申屠嘉无可奈何。之后,晁错又被任命为御史大夫,这是三公之位的重臣,此时的晁错可以说代表着士人集团真正的触摸到了高位。

士为知己者死,晁错为了报答汉景帝的倚重之心,开始着手解决当时西汉王朝最大的危机——诸侯王。封地众多,掌握军政大权的诸侯王们时刻威胁着西汉王朝的稳定与统一。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晁错上《削藩策》,极力推动削藩。但是因为急于求成,激化了中央同地方诸侯王的矛盾,最终导致“七国之乱”的爆发。

当时的晁错凭借汉景帝的宠幸,在朝政大事上几乎一言而定,这引起了勋贵集团的极为不满。于是以袁盎等人的谋划下,以七国叛乱的借口是“清君侧,诛晁错”为由,哄骗汉景帝斩杀晁错,汉景帝也浑浑噩噩的同意了,就这样晁错被诱骗到东市,身穿朝服腰斩而死。

晁错的死固然是为其激进的政策方针而负责,但是也是来自于勋贵势力的反扑让这个刚刚崛起的士人含恨而亡。

从汉文帝时期的士人开始有了政治影响,到汉景帝时期士人参与进决策圈子,我们可以看到士人阶层的影响在不断扩大,士人势力也在不断成长。

但是回过头来看,此时的士人阶层并非是有共同社会理想的一群人,他们有的人秉持“黄老”思想,有的以法家学说安身立命,有的又在饱读儒家诗书……各种思想交杂在一起,让士人阶层难以抱团,因此此时的士人只是一个个单纯的个体,各凭本事为中央政府所征召。因而虽然士人阶层已经有了搅动风雨的本事,但是却没有抵抗风雨的能力。

而这种局面在汉武帝刘彻继位之后得以改变。刘彻的继位本身就意味着西汉政府政策方向的变化,之前所坚持的“无为而治”已经不再适合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因此需要更加积极有为的政府。而这样的政府必然需要大量的专业行政人才和积极有为的政治理论。

在这样的历史大势的驱使下,继位之初,刘彻就发布诏书,要求各地举荐“贤良方正”。这样的诏书并非是汉武帝首创,事实上他的爷爷汉文帝也曾有类似举动“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汉武帝效法前人,发布同样的诏书其实就是说明勋贵势力和外戚集团已经无法支持一个庞大帝国的运转,政府机构继续补充新鲜血液。

年轻且斗志昂扬的君主自然会吸引一大批不甘平庸的人,求贤诏一发,各地才学之士纷至沓来,首先登场的就是董仲舒。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董仲舒以《天人三策》博得刘彻的赞赏。在这篇策论之中,董仲舒针对当时的社会问题,从《公羊春秋》出发,提出来四点主张。第一点,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目的就是强化皇帝权力,维护中央权威;第二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统一人民思想,维护社会稳定;第三点,春秋大一统,尊王攘夷。从法理上说明诸侯王国应该在统一的中央政府权威之下,以及维护国家统一的必要性;第三点,建立太学,改革人才选拔制度。打通普通士人上升渠道,反对勋贵官僚阶层对政府权力的把持。

这四点建议,其实可以看作是士人阶层统一成一个整体并向勋贵、外戚势力发难的宣言,强化君权,增强了君主权威,否认勋贵和外戚集团的废立君主的合法性;独尊儒术,则是用儒家思想统一士人,将原本松散的士人阶层团结在一个旗帜之下,增强士人阶层的战斗力;大一统论断为整个士人阶层树立了政治理想;至于改革人才选拔制度,一方面保证选用人才都坚定拥护儒家学说,另一方面又努力将勋贵和外戚子弟以及普通士人摆在统一起跑线上。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对于士人阶层来说具有划时代意义。同样,对于中国文化和中国制度的也极具建设性。

董仲舒的建议符合当时的社会需要,也深深契合刘彻本人的治国理念。儒家学说经此正式得到官方确认,成为西汉政府治国思想的来源。

有了一定的理论支持,加上招贤令带来的人才储备。年轻的汉武帝觉得到了大展宏图的时候了,于是他任用同样喜好儒术的窦婴、田蚡这两个外戚为丞相和太尉,将军政大权抓在手中。同时以儒生赵绾、王臧为改革主力推行政治制度改革。改革的主要方向一是在思想学术上独尊儒术,另一方面是加强君主集权,将列侯(勋贵集团)驱逐到封地去远离中央;同时剥夺皇太后窦氏手中的政治权利。此外还有建立明堂,改革服色等,其目的就是为了加强君主集权。但是这样的改革自然引起了既得利益团体的强烈反抗,若改革成功,勋贵集团将彻底远离权力中心,而太皇太后窦氏的权力也必然受到制约,同时西汉一直坚信的“黄老思想”也会为新的学说体系取代,这就激起以窦氏为首的外戚势力和勋贵势力的联合反攻,最终汉武帝刘彻权力被架空,赵绾、王臧等人被逼在狱中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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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汉武帝的第一次改革到此结束,士人阶层抱团谋求政治地位的行动也因此失败。其实此时的士人阶层仍旧没有过多的政治力量,除了依赖皇权的支持,他们自身所带有的幼稚、短视和操之过急也决定着这次改革必然以失败告终。而对于刘彻来说,他所以来的主要力量仍旧来自于外戚,空有皇帝名分而无改弦更张的政治资本。

梅花香自苦寒来,虽然汉武帝第一次改革失败了,但是士人阶层的希望还在。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士人阶层已经不再满足于以门人宾客的身份躲在达官显贵的身后出谋划策,而是希望自己可以登堂入室,封侯拜相。那么接下来,他们该何去何从?又如何建立一个士人所掌控的政府组织呢?